《三国演义》于江户时代传入日本。当时中国正值明末清初，一批明朝官员前往日本避难，并带去了大量的古代文学典籍。而日本也刚好结束多年的战乱，德川幕府为了稳固自身的统治地位，采取锁国政策，只与荷兰、中国（清政府）进行少量的进出口贸易。而这长达 260 余年的锁国政策，让中日间的交流更加频繁，日本人开始对中国的文学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需求。然而最具影响力的，还是《三国演义》。这得益于一位日本作家的再次创作。

《三国演义》刚传入日本时，日本作家大多选择毛宗岗本作为底本进行翻译，对于小说的内容并不会进行过多的修改，以确保更忠实原著。罗贯中版《三国演义》的出现，让更多日本作家意识到，小说的创作不需要一味地遵从于历史，适当的改编反而会增添小说的趣味性。村上知行曾公开反对胡适对于《三国演义》的批判，他对罗贯中所采用的七分史实，三分虚构大加赞誉，认为这些改动充满想象力与创作力。

从最初由湖南文山翻译而成的《通俗三国志》（1689）到吉川英治创作的《三国志》（1939），期间经历二百余年。如果说，湖南文山的《通俗三国志》让日本人知道三国时期，那么，吉川英治的《三国志》则让日本人爱上三国时期。吉川英治将自己对三国时代、三国人物和是三国故事的理解与阐释写入《三国志》，以日本人的视角去重新演绎三国时期的故事。吉川英治版《三国志》在中日文学文化对比、日本文学文化研究和日文文学史的研究上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与意义。

吉川英治对三国中的重要人物——曹操的形象作出重大修改——从奸雄华丽变身为英雄。吉川英治笔下的曹操是一个眉清目秀的美男子，一个有血有肉的英雄，一个惜才如命的王者，一个心胸宽阔的诗人。这些人物特征与罗贯中版《三国演义》中的曹操的形象特征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。吉川英治承认曹操性格中存在的缺陷，同时，他挖掘出曹操具备的过人之处。

除了曹操之外，吉川英治还对《三国演义》中的另一重要人物——刘备的形象设计，作出突破性改动。《三国演义》中的刘备给我们留下爱哭、软弱的印象，而在吉川英治的《三国志》中，刘备则是一个爱骑马、爱自由、嫉恶如仇、聪颖洒脱的一位明君。除了人物形象上的改动，吉川英治还在书中增加了刘备母亲和刘备的恋人——鸿芙蓉，两位女性角色，为这部乱世英雄传增添了一点情趣。

虽然吉川英治笔下的刘备也是英雄，为人质朴、秉性纯良、成熟稳重、风趣幽默。但吉川英治曾公开表示：曹操比刘备多更为洒脱，乃真英雄。且不论历史上的曹操是何种形象，单看吉川英治笔下的曹操形象——有野心、善战、懂人心、会用人……，曹操的形象十分丰满，就连其缺点也显得不那么令人反感。而吉川英治最着重描写的三点便是：善战、重人才、有情怀。由此可见，在吉川的眼中曹操是英雄而不是奸雄。

吉川英治将《三国志》的前半部分主角设置为曹操，后半部分为曹操安排了一个同样天才的诸葛亮作为曹操的对手，让故事情节更加有趣。吉川英治认为，诸葛亮的离世意味着战争的结束，三国时代的结束，所以他果断地将后续部分的故事舍弃，以诸葛亮之死作为《三国志》的完结。这个改动也得到大多数日本人的认同与效仿。

如果说罗贯中的《三国演义》想表达的是动乱之后终将归于平静，那么吉川英治的《三国志》则是想表达只有强者的对决才值得被纪念。罗贯中将刘备设为道德标杆，不惜牺牲刘备应有的刚烈潇洒的历史形象，为的就是在书中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，同时也倡导得人心者得天下的观念。中国经历无数次改朝换代，满身疮痍，每次的战争受害者都是穷苦的老百姓，罗贯中在书中贬低曹操这种好战之人，因为他深信战争只会带来灾难，而和平才是真正的幸福。

反观吉川英治的《三国志》，不难发现其对于曹操的喜爱和追捧，而追其原因，吉川自己也表示过，他喜欢曹操作战的风度，喜欢诸葛亮与他斗智斗勇的篇章。日本作为岛国，经常受到台风、海啸、地震等自然灾害的侵扰，比起安稳他们更习惯于动荡，他们深信外面的世界更美好，所以才会想尽办法进行领土的扩张，也是因为这些天灾使得日本人有着不同于他国人的不安感，这种危机意识已经扎根在日本人的心中，

在吉川的眼中，曹操的每一次讨伐他人并不是一种掠夺，而是一种像诗歌一般的充满魅力的壮举，无论是胜仗还是败仗，吉川都为曹操设计出一种大手笔的态度，让曹操这个人完完全全地跳出道德的枷锁，他是站在一个完全中立的角度在欣赏曹操的每一次作战。他认为只有战斗才能有机会活下去，才有可能获得更多更美好的东西。对于日本人而言，他们希望获得安定的生活与辽阔的生存空间，但是地域局限了他们的生存条件，内心中的野性使得他们想到通过掠夺来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。战争的胜利无疑会带来巨大的收货，而这些收货让尝到甜头的日本人开始重视战争，推崇武力。吉川英治的《三国志》恰好在1939-1943年连载出版，正赶上日本二战时期，这已经说明了一切。